小伙说游戏主播门槛低了

小伙说游戏主播门槛低了

1、一直以来，大众对游戏的忧虑与批评不绝于耳。在这种“责备技术之坏”的道德恐慌下，农村留守儿童手游使用及其背后的潜在动因亟待讨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清华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欣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11期刊文，基于苏、皖两省农村中小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父母监管缺失导致留守儿童更容易在手机游戏中投入更多时间、金钱和精力。随着乡村现实娱乐条件的衰落，儿童娱乐文化发生了媒介化转向，在这种背景下，留守儿童玩手机游戏更多基于社交需求。

2、手机游戏如同“益生菌”一般，发挥着活化社交、补偿情感、抑制生活无意义感的潜功能，但其“益生”作用的发挥建立在适度使用和辅助现实社交的条件之上。基于此，研究尝试使用“电子益生菌”这一新概念来阐释留守儿童的手机游戏依赖机制，同时也为祛魅游戏污名提供一种解释路径。自上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电子游戏超越玩具、广播、电视节目，逐渐成为一种风靡青少年群体的媒介文化。

3、其中，依托手机这一小巧轻便的媒介物，手机游戏，或称“移动游戏”，文中简称“手游”，接入门槛低、传播度广，在国内游戏市场占据主导地位。2023年中国移动游戏用户规模已达6.68亿人，手游成为53.2%的未成年人重要的娱乐方式。与此同时，“未成年人游戏成瘾问题”再度被推回到大众讨论的风口浪尖。

4、这类批评论调在农村留守问题的讨论中更为明显。在不少媒体的报道中，手游被冠上“精神鸦片”“电子海洛因”等污名，似乎成为了留守儿童越轨行为的万恶渊薮。与多年前的“网瘾”一样，留守儿童手游成瘾在当下批评语境中也被医学化为无法自控的病理性症状。

5、但是，这样的担忧与批评或多或少带有成人视角的、自上而下的话语霸权，忽视了对留守儿童生活世界和结构性困境的理解与考量。留守儿童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劳动力外流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

小伙说游戏主播门槛低了

1、眼下，青壮年流失、公共娱乐空间萎缩已成为大部分乡村的系统性问题，留守儿童被卷入数字浪潮的同时也缺少有效的家庭监管，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个体的结构性困境。那么，考虑到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在留守儿童手游成瘾问题上采取“一刀切式”的批评是否过于武断、偏颇和苛刻。跳出传播学早期“魔弹论”的视角，留守儿童手游依赖是否有其能动的选择与内生需求。

2、本文基于这一出发点，期望在实证研究中深入探究留守儿童手游依赖的动因与机制，并反思施加在其身上的“成瘾”话语，从而理解数字时代留守儿童与新媒介的关系。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在自然学科的普遍观点中，网络成瘾被界定为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精神疾病”。它属于心理学及医学层面的问题，对个体记忆、精神状态、人际关系等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诱发犯罪。

3、手游成瘾被视为网络成瘾的一种，表现为对手机游戏过度的、强迫性的使用。国内外有关青少年游戏成瘾原因的研究大致形成了社会生态系统和个体行为心理两条解释路径：前者关注家庭、社区、学校、同伴等社会系统对个体游戏成瘾的影响，认为个体成瘾行为与亲子关系、校园氛围、同伴社交焦虑等因素有关；后者则关注个人孤独感、自尊感、自控力等人格特质如何预测或促成成瘾。

4、此外，最近的研究也关注到疫情因素以及手游本身的技术特性对游戏成瘾的影响，研究者发现新冠疫情以来，远程教育的推行和有限的户外活动导致青少年游戏成瘾率大幅提升；而游戏通过提示重复行为、给予玩家奖励等措施驱使用户花费最大化的时间成本，这种“强迫性使用”的设计成为成瘾的主要技术诱因。不难看出，以上研究多采纳量化取向，测量成瘾行为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性，从而为解决成瘾问题找到一味广谱的“解药”，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成瘾表现的多样性和成瘾主体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在留守儿童游戏成瘾问题的讨论上，国内研究者看到了更为复杂和特殊的社会情境。留守儿童之所以会游戏成瘾，薄弱的社会支持不容忽视，如父母的情感忽视与拒绝、外界歧视等，其中，家庭支持作用深远，低家庭支持导致留守儿童游戏成瘾的消极影响具有长期性，以至于逆境信念等保护性因素起到的调节作用也只是“杯水车薪”。

5、另一方面，既有研究也对游戏成瘾后果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大致体现在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即游戏成瘾既导致留守儿童个体产生孤独、冲动、自责等负面的心理状态，也影响其社会关系，致使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具有更大可能对他人实施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等越轨行为。不过，这些研究虽然考虑了留守儿童的特殊生活情境，也依然存在几点不足：其一，研究所讨论的“游戏”大多指的是网络游戏，未能揭示手机游戏这一媒介形式的独特性，如其移动、社交等属性。其二，这些研究延续了自然科学对成瘾问题的负面基调，将游戏成瘾与留守儿童个性缺陷、不良行为甚至越轨行为相勾连，将其视为需要整治的社会医学问题——似乎解决了游戏成瘾问题，留守儿童的困境便能迎刃而解。